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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明晨星——风云际会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

点击:883时间:2024-04-09 09:10:28 来源:北京日报

 箭杆胡同20号是一座不大的院落,隐身在东华门大街北侧曲折幽静的胡同深处。100多年前,这里是陈独秀在北京的居所,也成为《新青年》编辑部。

  这座小院,曾聚集起一批优秀的思想者和文化先驱,掀起了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的新文化运动。

  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、钱玄同……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《新青年》登上历史舞台,他们鼓吹新思想、新文化,启发新觉悟,唤醒了一代青年。而这些青年人也正像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所期望的那样——如初春,如朝日,如百卉之萌动,如利刃之新发于硎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蔡和森……都被《新青年》所激荡。

  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得以传播,像破晓时的曙光,指引着在黑暗中寻求光明、在苍茫中摸索前路的中国人,并在此后百年间,彻底照亮了中国。

  “青年的指导者”

  1917年1月4日,景山东街马神庙,北京大学校门口,一行师生列队欢迎刚刚上任的新校长蔡元培,恭恭敬敬地向他敬礼。蔡元培见状,脱下自己的礼帽,郑重其事地向师生们回鞠一躬。

  这一幕,让一百多年前的北大师生“大为惊讶”。

  北大校长是由大总统直接任命的要员,进门时师生都需要行礼。北大学生顾颉刚见识过几任校长,都对这些行礼视而不见、不予理睬。蔡元培到校第一天,就打破了历任校长的“惯例”。

  当时的北大,作为全国最高学府,还有很多今人难以想象的“惯例”。

  在顾颉刚印象中,那时的北京大学像个衙门,没有多少学术气氛。有的教师不学无术,一心只想做官;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,学问不大,架子却不小。

  学生很多是官僚、大地主子弟,整日打麻将、吃花酒、提笼架鸟、逛八大胡同,对读书毫无兴趣,不过是混资格,以便将来进入政界。整个校园都弥漫着封建官僚习气。

  3个多月前,蔡元培在法国巴黎,正在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奔波,突然接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范源濂的电报,邀请他担任北大校长一职。身边老友纷纷劝他不要蹚这池浑水,“北大腐败极了,进去若不能整顿,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”。

  蔡元培是前清翰林,同盟会元老,辛亥革命后,即被孙中山委任为首任教育总长。他推行教育改革,废除尊孔、祀孔,删经学。可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,倒行逆施,大搞尊孔复古,气得蔡元培挂冠而去,赴欧洲游学、考察。

  袁世凯倒台,让壮志未酬的蔡元培看到新的希望。他思虑再三,抱着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”的决心,回国就职。

  1917年1月9日,京城雪花飞舞。时年49岁的蔡元培在北大发表就职演说,向全校学生提出三项要求:抱定宗旨、砥砺德行、敬爱师友。

  所谓“宗旨”,就是要将北大真正变成治学的场所。在蔡元培看来,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,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,需要培养学生研究学术的兴趣和独立求真的人格。而实现这一“宗旨”,当务之急是延揽人才。

  蔡元培决定先从文科做起,聘请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文科学长。到职第一天,他就请两位浙江同乡——时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(今北京大学医学部)校长的汤尔和、北大文科教授沈尹默,举荐人才。两人都建议,北大文科学长可由陈独秀担任。

  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时,曾与汤尔和同在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军事。汤对陈独秀强剪清廷督学辫子一事,印象颇深。陈独秀留学回国后,曾与沈尹默一起在杭州陆军小学教过书。第一次见面时,陈独秀就评价沈尹默的书法太俗气。

  汤、沈都对陈独秀的胆识和才智颇为赏识,认为陈“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”。汤尔和还拿了十几本《新青年》给蔡元培看。

  蔡元培对陈独秀并不陌生,“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”。1904年,一批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,为推翻晚清政府,在上海成立暗杀团,谋刺晚清大臣与官吏。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是暗杀团成员,有过一面之缘。

  在几位友人的推荐下,蔡元培又翻了翻《新青年》杂志,决意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。

  说来很巧,当时陈独秀就在北京。他与安徽同乡、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合并一事,来北京筹集资金,住在前门西河沿的中西旅馆。

  蔡元培闻讯,冒着风雪到旅馆拜访。却不料,陈独秀称自己没有在大学教过书,又没有什么头衔,推辞了这番好意。他还对蔡元培说,《新青年》杂志刚刚起步,实在分身乏术。

  之后几天,蔡元培每天上门来请。有时来得很早,陈独秀还没有起来。他招呼茶房,不要叫醒,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。汪孟邹感慨:蔡先生道貌温言,令人起敬。

  蔡元培“三顾茅庐”,陈独秀勉强答应,约定先干3个月,不能胜任就走人。蔡元培大喜,立即致函教育部,随函附上陈独秀的简历。

  在这份简历中,蔡元培不惜替陈独秀虚构了“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,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、安徽高等学校校长”的履历。蔡元培求贤若渴的精神,由此可见一斑。

  除了陈独秀,蔡元培接下来又聘请了胡适、周作人、刘半农、鲁迅等为北大文科教授;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。这些新派学界领袖人物的亮相,让文学革命、思想自由的风气一度在北大流行。

  蔡元培主张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。留着大辫子、通晓九国语言的怪儒辜鸿铭;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、因“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”的经学家刘师培;“以骂人名海内”的音韵训诂学家黄侃等,也都是他延聘的学术大师。

  一时间,新旧两派大师云集,北大成为新旧文化交锋的舞台。

  “举义旗之急先锋”

  陈独秀到北大任职后,《新青年》也随之从上海搬到北京,落户箭杆胡同9号(今20号)。

  其时,这份杂志已创办一年有余。1915年9月15日创刊时的名字叫《青年杂志》,陈独秀写下创刊词:“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,羞为浅化之民也,则急起直追,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。”科学与人权,就是陈独秀鼓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起源。除此之外,陈独秀在哲学、文学、教育、法律、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。

  一开始,因为《青年杂志》没有名气,基本都是陈独秀一个人在写稿。后来因为杂志名字侵权,停刊一段时间,1916年9月才改名《新青年》。

  为了打开销路,陈独秀请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帮忙四处求稿。汪孟邹想起在美国留学的小老乡胡适,此人学问不浅,不妨请他为杂志写稿。《新青年》出第一期,汪孟邹就赶紧给胡适寄了一本,并附上了陈独秀的约稿信。去信之后,石沉大海。

  汪孟邹又求了几次,胡适才给陈独秀回信。胡适在信中说,改造新文学应该从输入西方名著入手,观摩学习后再自己创造新文学。他附上一篇俄国文学译作,这是胡适给《新青年》撰稿的开端。

  在1916年10月出版的《新青年》上,陈独秀发表了胡适8月从美国写给他的信,在这封通信中,胡适初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。陈独秀对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大为赞许,回信要求胡适做更进一步的阐述,这就是1917年1月发表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。

  据胡适后来自述,文学革命是他与几位留美朋友“乱谈出来的”。

  1910年,胡适考上庚款留学,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学,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,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。1915年,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一个“文学科学研究部”,胡适担任文学委员。在研究部的年会上,他写了篇《如何可使吾国语言易于教授》的文章,就指出文言文是一种“半死的语言”,而称白话文为活的语言。

  胡适是社交达人。留美期间,他经常和一群思想活跃、有志于文学改革的中国留学生梅光迪、任鸿隽、杨杏佛等一起辩论文学,游山玩水。

  1916年夏,在美国纽约中部的绮色佳,《留美学生季报》主笔任鸿隽与陈衡哲、梅光迪、杨杏佛等几个留美学生,在凯约嘉湖上划船。忽然,黑云翻滚,风暴骤至,他们急忙往岸边划去,一个个被突降的大雨淋得狼狈不堪,慌乱之中差点把船也弄翻了……

  任鸿隽兴致颇浓,写了一首“泛湖即事”的四言古诗,寄给缺席的胡适。诗中有“言擢轻楫,以涤烦疴”,“猜谜赌胜,载笑载言”的句子。胡适看后回信说,这诗里一半是二十世纪的活文字,一半是三千年前的死文字,太违和了。

  任鸿隽很不服气,给胡适回信辩解。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的梅光迪也替好友打抱不平,写打油诗嘲讽胡适。围绕文言与白话,胡与任、梅打了好几回笔墨官司。

  正好,陈独秀隔洋求稿,胡适就把“乱谈出来的”思考寄给陈独秀。“因为在美国受到了朋友们的反对,胆子变小了,态度变谦虚了,革命变为改良,文字题为‘刍议’”。

  陈独秀捧读之下,对文中主张大为赞同,称《文学改良刍议》是“今日中国文界之雷声”。为了给未曾谋面的知音大张声势,陈独秀随后写了一篇《文学革命论》,在下一期的《新青年》上发表,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,“文学革命之气运,酝酿已非一日,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。”

  胡适自己也没想到,陈独秀“以老革命党人的气势”,号召反对旧文学、旧道德、旧传统,把不温不火的“文学改良”变成风风火火的“文学革命”。

  26岁的胡适人还在大洋彼岸,在国内就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文学革命急先锋。

  《新青年》“朋友圈”

  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的钱玄同读了胡适的文章,“极为佩服”。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,盛赞胡适的文章“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”,并预言“选学妖孽,桐城谬种”们,一定会跳出来骂胡适。

  “选学”是以《昭明文选》为宗的古文学派,“桐城”是清最负盛名的古文散文流派。鲁迅曾对此作出解释,“是指做‘载飞载鸣’的文章和抱着《文选》寻字汇的人们”。他说,钱玄同形容恰当,所以这句骂旧派文人的话流传久远。

  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。他曾狂热地践行复古,写小篆,行古礼。民国初年,他在浙江教育司任职时,每天穿一身孔子时代的深衣,头戴玄冠上下班。袁世凯借助复古恢复帝制,让钱玄同彻底失望。他摇身一变,成了反古文的“黑旋风李逵”。

  钱玄同的信,让陈独秀和胡适大喜过望。陈独秀亦赞钱玄同:“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,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,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。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。”

  从此,钱玄同甘当《新青年》“摇旗呐喊的小卒”。他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,提倡新式标点符号、数字可改用阿拉伯数字、书写方式改为左行横移等主张。这些在当时看来“极其大胆”的建议,后来大多被采纳并应用至今。

  在钱玄同眼里,老友周树人和周作人的思想是“国内数一数二的”。他们在日本东京留学时,曾同听章太炎讲古文,因为钱玄同听课太投入,总是不自觉地从后排往前移。周树人形容他“爬来爬去”,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爬翁”。

  其时,周树人蛰居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。钱玄同上门拜访,他就是周树人在《呐喊〈自序〉》里所写的“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”。

  周树人那时正在抄“没有什么用”、也“没有什么意思”的古碑,打发时光。钱玄同深知周树人的才华和抱负,建议他可以为《新青年》写一点文章。

  但是一本杂志真能唤醒麻木的国民、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吗?周树人对钱玄同说:“假如一间铁屋子,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,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,不久都要闷死了,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,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,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,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,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?”钱玄同答道: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,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  周树人被钱玄同说服了,后来他写道:“是的,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,然而说到希望,却是不能抹杀的,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,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,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,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。”

  不过,在自己动笔之前,他先动员起了自己的弟弟周作人,并把《新青年》杂志寄给了他。

  周作人从日本留学回国后,一直在绍兴教书。蔡元培为北大招兵买马时,周树人作为同乡、老下属,推荐弟弟周作人到北大任教。蔡元培欣然同意。1917年9月,“蓄浓髯,戴大绒帽,披马夫式大衣,俨然俄国英雄”的周作人,正式到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。

  到京后,周作人与周树人同住绍兴会馆。“怕狗”的钱玄同,仍在夜里不断造访,目的只为《新青年》索稿。后来,周作人把译稿《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》交给了钱玄同,算作第一次投稿。

  而周树人直到1918年5月,才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——《狂人日记》。这也是他第一次用“鲁迅”的笔名,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,在《新青年》上共发表50多篇作品。

  周氏兄弟始终与陈独秀、胡适保持一定距离,只在文学改革的某些观念上彼此相互支持。用周作人后来的话说,这是“交浅”,而不妨“言深”。在《新青年》当时的朋友圈里,与周氏兄弟最投契的是刘半农。

  刘半农是江阴才子,上海文坛有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。1916年,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,两人一见如故。陈独秀向他约稿,刘半农自称急需“洗刷”脑筋中“旧文学的毒”,欣然应允。从这年10月起,刘半农便加入《新青年》阵营。

  陈独秀到北大后,向蔡元培力荐刘半农。1917年夏,蔡元培破格聘用中学肄业的刘半农,邀请他担任北大预科国文教授。刘半农穿着鱼皮鞋,一步跨进了中国的最高学府。为了与鸳鸯蝴蝶派一刀两断,他把带有脂粉味儿的“伴侬”改为“半农”。

  在周作人、刘半农进入北大前后,蔡元培也迫不及待地给胡适签发了聘书。

  1917年7月,胡适学成回国。陈独秀写信邀请他来北大,不惜把文科学长的位子让给他。蔡元培对胡适也颇为欣赏,认为他是“旧学邃密”而且“新知深沉”的一个人,聘请他到北大担任文科教授。

  两个月后,胡适抵京,北大文科新添一员大将。蔡元培在六味斋设宴为他接风,可见他在蔡心中的地位。胡适第一个月工资是260元,仅一个月后就涨到了280元。他给母亲写信说:“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。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,不为不多矣。”

  随着北大名师的增加,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活动十分活跃。

  《新青年》“朋友圈”也不断扩大。这一年,为《新青年》写稿的,除了陈独秀在《甲寅》杂志当编辑时结交的文友——高一涵、吴虞、易白沙、李大钊等,还有北大的钱玄同、刘半农、陶孟和、蔡元培、胡适、周作人、沈尹默等。这支作者队伍,绝对算得上最强“文化天团”了。

  《新青年》声名大振,“每期出版后,在北大即销售一空”。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,也就这样形成了。当时远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,也是《新青年》的忠实读者。十多年后,他在与斯诺的会谈中回忆说:“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,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。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。”

  “新旧思潮之决斗”

  《新青年》的影响力不是一蹴而就的,甚至在1917年8月,负责发行的群益书社以印数太少、销路不畅为由,一度停止出版《新青年》。陈独秀从中极力交涉。直到这年年底,群益书社才勉强答应续刊,但前提是杂志必须改革。

  次年1月,《新青年》复刊,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,所有稿件都由编辑同人撰译,不另购稿。每出一期,就开一次编辑会,商量下一期选题。

  周氏兄弟声称是“敲边鼓”,不参加编辑会议,“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,才会被邀列席罢了”。沈尹默也说自己“仅负名义而已”,因为眼睛有病,且自忖非所长,轮到他当编辑时,请钱玄同和刘半农两人帮忙代编。

  刘半农对《新青年》销路不畅很上心。他给钱玄同写信说,“文学改良的话,我们已经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,若从此阴干,恐怕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板斧……”他提议,上演一场新旧文化“双簧戏”,炒作一番。

  于是,在《新青年》四卷三号上,钱玄同化名“王敬轩”,用文言文写了一封读者来信,列数胡适、陈独秀等人的种种罪状。紧随其后,刘半农以记者身份,用白话文撰写《复王敬轩书》,用一万多字批驳“王敬轩”观点,满满的火药味儿。

  “王敬轩”暗指桐城派古文家林纾。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人,能诗,能文,能画,因受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赏识,曾任京师大学堂教师。林纾不懂一句外文,却在懂外文朋友的协助下,用桐城古文翻译了一百多部西洋小说,成为煊赫一时的“译界大王”。

  刘半农却嘲讽林纾翻译的外国著作,择稿不精、谬误太多、“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”。他认为,林纾翻译的著作只能是“闲书”,没有多少文学价值。

  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的这场新旧文化“双簧戏”,并没有马上得到林纾的回应,倒真是让《新青年》受到了异常的关注。

  曾在林纾门下求学、当时的北大法科政治系学生张厚载,给《新青年》投了一篇《新文学及中国旧戏》,批判钱玄同等人对中国旧戏的言论。结果是自己立了个靶子,被陈独秀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轮番轰炸。

  按常理,这几位文化大家和张厚载论战,就是毫不费力的降维打击,但是在几个人的文章中,只有胡适是在平心静气、条分缕析地在辩论,其他人的言辞之激烈、刻薄,已经有失文学论争之态。

  特别是钱玄同,一向语不惊人死不休。他有一句很极端的名言:“人到40就该去死,不死也该绑到天桥去枪毙。”他的文学革命主张更是激进,大喊:“打倒古文!打倒汉字!打倒国粹!”

  这些极端言论,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。《新青年》甚至一度被批为离经叛道的异端。

  林纾一开始任其“自鸣自已”,一年后才用力反击。上海《新申报》连载了他的文言政治小说《荆生》和《妖梦》,影射蔡元培、陈独秀、胡适和钱玄同,攻击新文化运动。他还在小说中暗示北洋军阀,用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。

  张厚载借机在小报上造谣,说陈独秀、胡适、陶孟和等思想激烈,受政府干涉,已经被迫辞职。他还造谣说,陈独秀到八大胡同狎妓,与学生争风吃醋,挖伤某妓下体泄愤……

  谣言甚嚣尘上。

  林纾没有就此收手。他继续在北京《公言报》——皖系军阀官僚政客集团安福系机关报——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《致蔡元培书》,指责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“覆孔孟,铲伦常”。

  蔡元培当即写了一封长信还击。林纾和蔡元培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关注。京沪各大报刊竞相发表评论,“林蔡之争”被冠以“新旧思潮之冲突”“新旧思潮之决斗”之类充满火药味的标题,成为公共事件。

  1919年3月26日晚,蔡元培、汤尔和、马叙伦、沈尹默等人,在汤尔和家里开会,商讨怎样应付社会上对陈独秀的谣言攻击。

  会上讨论了什么?没有人留下太多文字。汤尔和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只有短短一句话:“昨以大学事,蔡鹤公(蔡元培)及关系诸君来会商,十二时客始散,今日甚倦。”

  几天后,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,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。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,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。陈独秀由此失去了文科学长一职,虽然仍为北大教授,但学校给他放了一年长假。

  对于这件事情,胡适一直愤愤不平。十几年后,他和汤尔和重提此事,认为汤尔和等没有将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,“是堕入奸人术中了”。胡适怀疑,是沈尹默等“反复小人”造成攻击陈独秀的局面。

  在胡适看来,那天晚上的会议,“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,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。”中国共产党的创立、《新青年》的分化、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,“皆起于此夜之会”。

  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

  1918年11月11日夜,一战停战的电报传到北京,全城沸腾。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屈辱,中国终于站在战胜国的队伍里,北京市民和知识阶层欢欣鼓舞。北京教育界决定,11月14日至16日学校放假三天,以示庆祝。

  那时的北京,正被初冬的寒意包裹着,但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里,每个人的心中都被李大钊的演说点燃起一团火。29岁的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,认识到一年前发生在涅瓦河畔的俄国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影响。

  在《新青年》同人中,李大钊并不太引人注目。鲁迅回忆,初次见面李大钊给他的印象很好,“诚实,谦和,不多说话。《新青年》的同人中,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,扶植自己势力的人,但他一直到后来,绝对的不是。”

  就是这样一位“有些儒雅,有些朴质,也有些凡俗”的李大钊,在来今雨轩的讲演会上,发出了远高于同侪的独到见解:

  “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,实在是热闹得很。可是战胜的,究竟是哪一个?我们庆祝,究竟是为哪个庆祝?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,这回战胜的,不是联合国的武力,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。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,是全世界的庶民。我们庆祝,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,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。”

  演讲结束后,李大钊又写下《Bolshevism(布尔什维克)的胜利》一文。文中,他不仅把社会主义、布尔什维主义、民主主义等列为真正的胜利者,还指出俄国革命者是“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(马克思)为宗主的”,他们要联合世界的无产者,创造一自由乡土。文末,他激昂地宣称:“试看将来的环球,必是赤旗的世界!”

  《庶民的胜利》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均刊登于《新青年》五卷五号(1918年11月15日出版),这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。

  《新青年》六卷五号,李大钊是当期编辑,这期《新青年》刊发了数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,集中、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,被学界称为“马克思主义专号”。

  按照正常的出版时间,这期杂志本该在1919年5月面世,却迁延到了当年9月才刊出。这期间,接连发生了太多意外和波折:5月4日,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;6月11日,陈独秀被捕,陈独秀住宅(《新青年》编辑部)被搜查;7月底,李大钊妻子分娩在即,他不得不把妻儿带回老家乐亭安顿……

  李大钊和胡适之间著名的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,也发生在这期间。

  两人你来我往的争论文章,多数发表于《每周评论》。这是一份《新青年》编辑同人创办的“专谈政治”的小报,以区分高举新文化大旗的《新青年》。因为《新青年》的“急先锋”胡适有言在先:“二十年不谈政治”。

  胡适对《每周评论》很承情,他曾说:“这张小报的发行,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。”

  其实,陈独秀在创办《新青年》初期,也有这样的共识。他认为,伦理的觉悟比政治觉悟更深刻。但他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,“在现实社会中,谈政治也罢,不谈也罢,谁都逃离不了政治,除非躲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,政治总会寻着你的。”

  1919年,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。为唤起更多民众的爱国良知,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一份《北京市民宣言》,由胡适翻译成英文,印刷成中英文传单。6月11日,陈独秀在香厂新世界散发传单时被捕。

  陈独秀入狱,《每周评论》暂时没受影响。于是,“不谈政治”的胡适,成了“转谈政治”的小报的主要编辑。

  胡适开始谈政治,矛头却先向内。他在《每周评论》上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,少谈些“主义”》,引发了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。即便不指名道姓,也看得出来他批判的对象,是在《新青年》上大谈“布尔什维主义”的李大钊。

  李大钊随即发表了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,驳斥胡适的言论。他旗帜鲜明地宣称:“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。”

  之后,胡适接连发表三论、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,继续向马克思主义进攻。

  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,其实质就是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、需不需要革命的争论。正是在这场争论中,李大钊完成了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。

  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分两期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,“马克思主义专号”刊发了上半部分,下半部分则在《新青年》六卷六号上发表。

  这篇文章共26000字,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:唯物史观、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,“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,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”。

  可以说,在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中,“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”的李大钊,系统、完整地梳理、阐述了他选择的主义。

  新文化阵营由此开始分化。

  胡适和李大钊辩论时,陈独秀仍在狱中。1919年9月,被关押了三个多月的陈独秀出狱了。他写了一篇题为《主义与努力》的短文,表明立场,一方面肯定了胡适的“一点一滴改造”,另一方面把主义比作行船的方向,“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,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。”

  陈独秀和李大钊选择了同一条道路。

  “色彩过于鲜明”

  1919年末,章士钊、汪精卫邀请陈独秀与蔡元培、吴稚晖南下,一起筹办西南大学。可是陈独秀虽然已经出狱,人却还在警察的监管之下,不允许他随便出京走动。

  陈独秀是如何安全离京的,《新青年》同人胡适和高一涵都有生动记述,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到,李大钊雇佣了一辆骡车,化装成生意人,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。陈独秀上船前往上海。

  而高一涵在1927年所做《李守常(李大钊)同志事略》中,还提到一个细节,说陈、李二人“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”。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骡车之中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的最早出处。

  不过,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是不是在骡车之中?高一涵的说法真实性存疑。据考证,他在1919年年底去了日本访学,1920年6月才回国。也就是说,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时,高一涵并不在国内,也就不可能见证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。而且,高一涵和陈独秀、李大钊都是《新青年》和新文化运动主力,但他后来一直都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即便真有骡车之中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之事,李大钊也不会说给高一涵。

  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这一佳话确是史实,只不过他们相约时,已经是1920年9月的事了。而且,从陈独秀的信件和发表的文章看,他最终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,应该是在1920年四五月间。

  陈独秀离京赴沪,在北京的《新青年》编辑同人,心气儿多少都散了。

  1920年4月26日,陈独秀在上海致信李大钊、胡适等人,商量《新青年》是否继续出版。如果继续出,编辑是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,还是在京一人担任,抑或者是由他在沪担任?

  实际上,《新青年》的编辑事务也随陈独秀迁移到上海,编辑部设在陈独秀的住处——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。

  当时,陈独秀在上海一边忙着筹备共产党组织,一边负责《新青年》稿件的撰写、征集和编辑,诸事缠身,十分焦虑。负责发行的群益书社又因为杂志定价,跟他“一天之内起了两次冲突”。

  汪孟邹作为双方的牵线人,两边跑、两头劝,结果谁也不听。他后来向侄儿汪原放诉苦,“仲甫(陈独秀)的脾气真大,一句不对,他竟大拍桌子,把我骂了一顿。”

  双方争执不下,陈独秀一气之下,收回《新青年》杂志自办发行,成立了“新青年社”。群益书社一纸诉讼,把陈独秀告上法庭,双方闹得很不愉快。

  恰在此时,共产国际远东局派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,经李大钊介绍,维经斯基南下到上海与陈独秀诸人会面。维经斯基愿意为《新青年》提供资助,这对处在困境中的陈独秀来说,无疑是雪中送炭。

  1920年9月,停刊4个月的《新青年》复刊。这一期封面正中,绘制了一个地球,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,紧紧相握。沈雁冰(茅盾)曾解释,这一设计“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紧紧团结,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”。

  这一期出刊时,陈独秀已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负责人。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、陈望道、沈雁冰等也先后加入编辑部,成为编撰骨干。也是从这一期开始,《新青年》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,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《共产党》月刊互相配合,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正式的准备。

  1920年12月12日,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拟废教育厅,设大学委员,主办全省教育,邀请陈独秀来粤主持。赴粤前,陈独秀致信胡适、高一涵:“《新青年》色彩过于鲜明,弟近亦不以为然,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,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,但如此办法,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。”

  陈独秀有意将《新青年》内容变化原因归为“北京来稿减少”,号召北京的编辑同人“多做文章”。而北京的胡适显然并不赞同《新青年》越来越鲜明的政治色彩。他复信陈独秀:“《新青年》‘色彩过于鲜明’,兄言‘近亦不以为然’,但此是已成之事实,今虽有意抹淡,似亦非易事。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。”

  这场关于《新青年》编辑事务的争论,最终以胡适等北京同人退出、陈独秀在上海另起炉灶告终。

  红日破晓

  1920年6月,毛泽东从北京返回长沙,途中特意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。当时,毛泽东正处于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。他曾给好友写信说,那时“好多人讲改造,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。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?用什么方法达到,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?这些问题,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。”自己像“睡在鼓里”一样。

  与陈独秀的会面,令“睡在鼓里”的毛泽东茅塞顿开。1937年,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这段往事时说,陈独秀谈自己信仰的那些话,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到了1920年夏天,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。

  而在北京的李大钊,则被毛泽东称为“我真正的老师”。

  也是在和斯诺的谈话中,毛泽东怀着深厚的感情说:“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,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。”

 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期间,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、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播的重要时期。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、大力宣传和不懈实践,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,而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,也深得李大钊的赞赏。和青年毛泽东一起工作,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“新青年的创造能力”,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“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”。

  差不多同时,正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周恩来,也是在新文化运动中,看到了暗夜之中的那道光明。

  1918年,还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看到了国内寄来的《新青年》,顿觉豁然开朗,在1918年2月所记的《旅日日记》中写下读后感:“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。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‘更生’‘重生’。我觉得这回大领悟,将从前的全弃去了,另辟‘新思想’,求‘新学问’,做‘新事情’,实在是同‘重生’‘更生’一样子了。”

  周恩来的日记是从1918年1月开始记录的,采用的是白话文。而《新青年》从第四卷第一号(1918年1月出版)起实行改版,杂志文章全部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进行创编,白话文运动刚刚兴起。

 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,广大青年受到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,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就此打开,由此激荡起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,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拉开了大幕。

  “主义譬如一面旗子,旗子立起来,大家才有所指望,才知所趋赴。”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,马克思主义如破晓时绽露东方的一轮红日,唤醒了正在寻求救国出路的先进知识分子。他们不仅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,而且找到了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。

  1920年8月,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正式成立,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,陈独秀为书记。

  1920年10月,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,李大钊、张申府、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。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。11月,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,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,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。

  1921年7月23日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,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。

  据统计,在党的一大召开时,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、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,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。

  北大,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。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,投身其中的先驱者们振臂高呼:提倡科学,反对迷信,提倡民主,反对独裁,提倡新道德,反对旧道德,提倡白话文,反对文言文……渴盼着从方方面面改变中国。

  马克思主义的火种,在新文化运动中播种、孕育,进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,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,彻底改变了中国。(张小英)



文章转载自:党建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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